李致忠
李白《嘲王历阳不肯饮酒》诗稿，海内外权威鉴赏家多已将之定为青莲手笔，我与他们灵犀相通，完全赞同。现从另一角度再做一些补充性的考证，也许多少还会有所助力。
李白与王历阳的关系
王历阳是人名还是姓氏加所官地名，需要先予澄清。清嘉庆年间由董诰领衔编纂的《全唐文》卷二八二有“王利贞”一目，并谓“利贞，睿宗时官和州历阳丞”，尝撰写“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蓟县田义起《石浮图颂》。”清翁方纲《跋唐石浮图颂》曰：“右《石浮图颂》，太极元年（712）八月建，和州历阳丞王利贞文，不署书者姓名。”（翁方纲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二十四）清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卷六十九《田义起石浮图颂》目下亦谓“大唐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蓟县田义起《石浮图颂》，和州历阳丞王利贞文”。清朱大绅光绪年间所修《直隶和州志》卷十一，于唐睿宗太极元年（712）栏内，有王利贞之名，名下注云“历阳县丞”。表明撰写《石浮图颂》的王利贞，太极元年曾任和州历阳县丞。因知王利贞撰写《石浮图颂》时的身份是和州历阳县丞，故王历阳乃其姓氏加所官地名，而真实姓名则是王利贞。所以李白与王历阳的关系，实即李白与王利贞的关系。
《旧唐书．地理志》载，唐高祖武德三年（620）因杜伏威归国，改历阳郡为和州。天宝元年（742）改为历阳郡。乾元元年（758）复改为和州，领县二。后又领历阳、乌江、含山三县。今属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历阳镇。所有这些记载都证明李白所嘲不肯饮酒的王历阳，当就是这位王利贞。惜这位王利贞只是个县丞，官从八品，位低人微，名不见经传，所以关于他的资料无处可寻。
日前，林从龙先生发表《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创作年代考》一文，又提供了一条有关王利贞的线索。所用资料来源于1981年在北京西城二里沟路东侧出土的一方郭君墓志。该《墓志》銘文撰写者的结衔是“应制梁州城固丞王利贞词”。内容讲“郭君以开元十七年（728）八月十三日卒於里第……。以开元廿一年（733）七月廿日安厝於蓟城北丰乐乡”。显然，王利贞在给郭君撰写墓志铭时，又被安置在陕西城固县县丞的位置上了。从太极元年（712）任安徽历阳县丞，二十年后又到陕西城固县仍任县丞，岂不令人费解！
前述太极元年（712）王利贞不但为蓟州田义起撰写了《石浮图颂》，其时身份是安徽和州历阳县丞。设若他出任历阳县丞时正届弱冠，也就是二十岁，那么到开元廿一年（733）也已经过了不惑之年。若是二十五岁才出任历阳县丞，则到开元廿一年就应是四十五、六岁的人了。怎么会等这么长的时间？这就要谈到唐代地方官员的“待选”制度。唐代的县级主政班子由县令、县丞、主簿、县尉组成。县丞为县令之副，职在刑狱。唐代任官有回避制度，规定本郡之人不能在本地为官，要当官必任他郡。王利贞是蓟州人，远至安徽和州去任官，符合当时的回避制度。而任职时长，通常不超过四年，到时就要挂职待选。而待选的时长则无定制。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五《职官志》第三十五已谓“士人居官二年，十年待选”，应是其时的真实写照。其后，这种“待选”之弊愈演愈烈，至有“老死不获一命者”。王利贞待选二十年，始由一个小县的“历阳丞”升到一个大县的“城固县丞”，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林从龙先生推断他由城固县丞再待选差不多二十年，即天宝十一年（752）才又被任命为历阳县令，总算熬到县一级的长官，这时他应已过花甲之年。好在唐制规定诸职事官七十才可退休，且五品以上官员要上表申请，六品以下官员要申报到省，由省申奏朝廷。所以王利贞任历阳县令时虽已年过花甲，但还未届七十致仕的年龄。天宝十二年（753）初冬漫天大雪之日，王利贞以历阳县令身份宴请李白，因自己不会饮酒助兴，才使李白顺口溜出《嘲王历阳不肯饮酒》诗。可见李白与王利贞绝非一般关系。检李白所作之诗，只有三首是嘲诗，其中有两首嘲笑的对象是自己亲密朋友，一首则是嘲讽迂腐的鲁儒。上元二年（７６１）杜甫在四川新津写了一首《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》诗：“暮倚高楼对雪峰，僧来不语自鸣钟，孤城返照红将敛，近市浮烟翠且重。多病独愁常閒绝，故人相见未从容，知君苦思缘诗瘦，太向交游万事慵。”当李白在饭颗山见到杜甫清瘦时，便顺口嘲吟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头戴笠子日卓午，借问年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做诗苦。”这里既有掌故，又有问候，没有责难，亦无嘲讽，有的只是轻盈的笑问。李杜齐有诗名，杜甫字斟句酌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；李白则“敏捷诗千首，飘零酒一杯”。虽然诗风迥异，但友情深厚。一句“借问年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”，饱含着李杜的内心情谊。可知李白写嘲诗的对象是熟人、是朋友，是关系密切者。以此类推，李白与历阳令王利贞的关系，当也是很紧密的朋友。检李白诗作，竟有《酔后赠王历阳》《对酒醉后赠王历阳》及《嘲王历阳不肯饮酒》三首，表明李王之间绝非一般关系，若是第一次见面，李白绝不会用嘲笑的笔调写下不肯饮酒的诗篇。只是文献无徵，今人无从从据以描述他俩是何时相遇，何时成为熟络朋友的。
李白的书风
古文献中谈论李白书风的资料不少，但真䏻切中要害并令人心悦诚服者并不多。如下几种说法可能值得参考。
“李白书得无法之法”。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李太白诗集注》卷三十六谓“太白书得无法之法”。小字注此资料来源是郑杓的《衍极》。郑杓《衍极》卷四确云“太白得无法之法，子美以意行之”。郑杓，字子经，今福建莆田人，元泰定中（1324——1328）辟南安儒学教谕。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。其书自仓颉迄蒙古，凡古人籀、篆以及书法之变，皆在所论。䏻大字，兼工八分，宣抚使尝上其书于朝，上辟“衍极堂”以藏之。这样一位自己擅长书法而又真懂书法的人说“太白书得无法之法”可谓一语破的，得其三昧。这应该是李白书风的概括性评断，或者说是总的评断。既是“无法之法”，那就是开初就没有谨遵某法，因此也就未得某法的章法。这有坏处，但也有好处。好处就在自由，看谁的字好，看谁写得某字好，都可以学来为己所用。但学得又不像，最终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清朱庭珍《筱園诗话》卷一尝言“无法之法是为活法、妙法，造诣至此，则法不可胜用矣”。这虽然说的是诗无定法，用来形容李白的字亦无不可。这种评断，很符合李白的风格、性格、人格。无拘无束，不拘小节，乘兴而诗，信笔挥洒，自成一格。此可以成为审视李白书字的特征之一。
李白行书字画尤飘逸。清陈鸿墀《全唐文纪事》卷三十二载“李白尝作行书，有‘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事两忘身在世外’一帖，字画尤飘逸。乃知白不特以诗名也”。陈鸿墀，字范川，嘉庆中受命总纂《全唐文》。过程中，汇萃群书，加以考证。见有关唐代的一些资料，则随手另录，待《全唐文》蒇事，又将这些资料分为八十门，辑成《全唐文紀事》，凡一百二十二卷。李白行书“字画尤飘逸”之说，因为是编纂《全唐文》时得来的材料，所用应该是唐朝人的评断。
清张照《石渠宝笈》卷十三《上阳台》题录中，又引证“宋徽宗跋云：‘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’一帖，字画飘逸，豪气雄健，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。”这显然是宋徽宗抄录了唐朝人对李白行书风格的评断。元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卷五亦说李白“尝作行书，有‘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’一帖，字画尤飘逸，乃知白不特以诗名也”。这里的“飘逸”指的应该是李白行书洒脱、自然、不拘谨、不同于寻常。李白“丱岁知通书。及长好击剑，落落不羁。束喜与酒徒纵饮，世有六逸八仙之目。贺知章一见号谪仙人，荐之明皇”（《李太白诗集注》卷三十六）。李白性格中这种固有的洒脱飘逸，令其写出的行书也洒脱飘逸，证实了字如其人的道理。但“飘逸”与“豪气雄健”似是矛盾，可体现在李白同一个人身上，又完全可以理解。李白离家出游，第一个遇到的就是道家的道长，这位道长不仅教他道家宗旨，也教他练剑习武，并影响他好剑尚侠的豪爽性格。他此后的为人行事表现出的亦多是这种风格。其字亦“豪气雄健”与飘逸潇洒相结合。
李白醉草是伪作。李白在开元间不以能书名。宋晁说之《嵩山文集》卷十八《跋李太白草书》云：“葛叔忱豪放不群，客为叔忱叹：‘李太白无字画传于后。’叔忱一日偶在僧舍，纵笔作字一轴，自名之曰李太白书，以戏一世之士。且与其僧约，异日无语人，每欲其僧信于人也。”而《李太白诗集注》卷三十六亦谓：“世传李太白草书数轴，乃葛叔忱伪书。叔忱豪放不群，或叹太白无字画可传，叔忱偶在僧舍，纵笔作字一轴，题之曰李太白书。且与其僧约，异日无语人，盖欲其僧信于人也。”看来先世确有伪造李白草书者，不得不信。
考葛叔忱，名蕴，字叔忱，处州（今属浙江丽水市）人，后徙丹徒。北宋嘉祐八年（1063）许将榜进士，授邓州穰县主簿。其人䏻属文，尤长于诗。又特善书，或以淡墨尘纸戏为之，假古人之名，闻者以传，而人莫能辨也。可知世传李太白醉草为葛叔忱伪作，并非戏说。若真如此，则李白盖无草书真迹传世。否则为什么“今世所传《法书要录》《法书苑》《墨薮》等书著古今能书人尽矣，皆无太白书之品第也”（《李太白诗集注》卷三十六）？
李白“善楷隶行草”。元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卷五曰：“李白字太白，一字长庚，兴圣皇帝九世孙，官至翰林供奉。善楷隶行草。”元郑杓《衍极》卷四亦谓：“太白姓李名白，一字长庚，为翰林供奉；子羙姓杜名甫，官至检校工部员外郎。善楷隶行草。”“善楷隶行草”的原意，大概是说李白于楷书、隶书、行书、草书皆工，这可能是前人的赞誉，是名家书法而已。其实在唐代开元天宝间，李白并不以能书名，而是以䏻诗名扬朝野。如果他真是楷、隶、行、草四体皆工而名于当世，那唐代书法家中当有他的相应位置。然唐代张彦远的《法书要录》、唐韦绩的《墨薮》、北宋周越的《古今法书苑》等重要论书之作，对李白书法却只字未提，可见李白绝非以书法名家。若是书法名家，这三书一定会有品评。既不是书法名家，就难说楷、隶、行、草皆善了。言既至此，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出另一种解释，那就是李白“善楷隶、行草”，也就是说李白写的字“楷”中带有“隶”意，古人称之为“楷隶”；“行”中带有“草”味，古人称之为“行草”。这种解释虽不一定很贴切，但在很多人的书字行文中，此现象是普遍存在的。天宝元年（742）李白漫游会稽，与吴筠共居剡中。后筠以召赴阙，将白荐之于朝。“玄宗下诏征之……。玄宗召见金銮殿，论当世务，草答蕃书，辩若悬河，笔不停缀”（《李太白诗集注》卷三十五《年谱》）。“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，时十月大寒，笔冻莫能书字，帝敕宫嫔十人，侍于李白左右，令各执牙笔呵之，遂取而书其诏”（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卷下）。“白顿首曰，宁王赐臣酒，今臣已醉。倘陛下赐臣无畏，始可尽臣薄技。上曰可。即遣二内臣掖扶之，命研墨濡笔以授之。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，白取笔抒思，略不停缀，十篇立就”（《李太白诗集注》卷三十五《年谱》）。遥想当年李白写这些诗文时，恐怕只是文思泉湧，未及字写得好坏，其字只能靠平时练就的功底。这功底大概多是行中带草，也就人们平常所说的行草。否则，两人抻起一张带有朱丝栏的整纸，李白悬腕而书，要是写楷书、隶书不可想象，只有写行书、草书或行草才能尽兴挥洒。
宋蔡襄《蒲阳阳居士蔡公文集》卷二十五《端明集》尝言：“《瘗鹤》文非逸少字。东汉末多善书，惟隶最盛……。自隋平陈，中国多以楷隶相参。《瘗鹤》文有楷隶笔，当是隋代书。”可知“楷隶”早在隋朝就已经出现了，到李白生活的开元天宝间，已流行百有馀年。因此，说李白“善楷隶”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由上所知李白的书风，一为“书得无法之法”，二是“行书飘逸雄健”，三是“传世草书为伪作”，四是白“善楷隶、行草”。如果以这种书字风格，来衡量李白《嘲王历阳不肯饮酒》诗的字迹，从而审定它是青莲手笔，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。
李白《嘲王历阳不肯饮酒》诗的字体分析
地白风色寒，雪花大如手。
笑杀陶渊明，不饮杯中酒。
浪撫一张琴，虚栽五株柳。
空负头上巾，吾於尔何有。
“楷隶”之所以被古人说成是“楷隶相参”，指的应是“楷”中带有“隶”意，“隶”中颇显“楷”法。但李白书字乃“得无法之法”，所以写出来的“楷隶”也不谨遵其法，而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全诗连诗题一共四十八字。首先是四十八字中有楷有隶，这就体现了李白写字的“无法之法”。诗题“嘲王历阳不肯饮酒”，凡八字，基本上是楷书。但认真分析，八字中只有“嘲”、“王”、“陽”、“不”四字是较为正式的楷体，其馀“歴”、“肯”、“飲”、“酒”四字，每字中又都带有浓重的隶笔。如“歴”字高头的一大横，底下“止”字的一底横；“肯”中间的一大横；“飲”字右下的一捺；“酒”字左上角的一点等，都还带有隶字的笔意。诗中四十字，大部分楷中带隶，只有“大如手”、“陶渊明”、“杯中酒”、“空负头上巾”，似是楷字，其馀多是楷中带隶。“地白风色寒”中的“白”、“風”二字，似是楷体，但其“風”字，实是孙过庭草书的楷化。孙过庭（646——691）字虔礼，陈留人，一说富阳人。官至率府录事参军。好古博雅，工文词，得名翰墨。间作草字，咄咄直逼羲、献。在他的草书中有“風”字草写，很类“地白风色寒”中的“風”字，盖是被李白学来而加以楷化了。其中“色寒”、“雪花”、“不饮杯”、“一张琴”、“虚栽”等字，皆带楷隶风韵。至若“五”、“柳”、“吾”、“何有”等字，从结体到走笔，则完全是隶书的写法。在一首四十八字的诗篇中，字体竟如此变化多端，充分昭示李白的书风确是无法之法。一切从心所欲，不拘小节，不讲章法。乍看，字之大小不一，笔道粗细不一，似是凌乱，但纵观全篇，却又觉得错落有致，不失严整。这大概就是“无法之法”的妙处所在吧！。
诗题中“饮酒”二字，“飮”的“食”字边，完全是楷写；而“欠”字边却又突变为隶写。特别是右伸的一捺又变成“隶”笔的藏锋，绝非“楷”写。“酒”字整体似是楷书，但左上角的一点，绝对是隶书的写法。诗中“雪花”的“花”字，结体完全是隶书的写法，但又绝无隶字写法的妩媚之姿，而是楷笔硬捺，锋如刀裁。“虚栽五株柳”中的“栽”字，应是楷写，但右大弯钩却是藏锋，楷中藏有隶韵。整体看，此诗字迹豪气雄健，洒脱不群的风貌，将李白的气质、气度、气概、气魄、气韵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昭示人们《嘲王历阳不肯饮酒》诗，当即李白毫无心理拘束，潇洒自如情况底下挥笔写就的，洵为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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